李懷宇：辛亥革命之后，天子的觀念還存在嗎？

余英時：還有許多人在等真命天子出現。因為中國天子、皇帝的觀念是很神秘的東西，不知道怎么來的：一個人怎么能做皇帝呢？唯一的解釋就是老天爺指派下來的。這是周朝人的觀念，一直到20世紀，多少人都相信天命所歸。朝代替換的心理習慣不容易一下子改變。老百姓常常希望有一個秩序：有一個朝廷，朝廷上面有一個天子壓得住。這樣大家才有安全感，也不一定是擁護皇帝，是為自己的安全著想，是感覺強人可以給人一種安定的生活。

李懷宇：當時雖然有人口頭上講法治的觀念，但是很難深入人心？

余英時：法治觀念非常淡薄，雖然有“法”，但不是法治，是“王法”，要遵守“王法”，不是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。

李懷宇：為什么辛亥之后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會走得如此曲折？

余英時：現代化不光是政治問題，現代化牽涉到社會經濟組織等方面，不是政權在誰手上就現代化了。我認為當時現代化的各方面都沒有成熟，中國人還是靠私人關系，而不是靠某一種制度，或某一種法律，甚至于市場制度。中國人要靠政治勢力，有關系，就有辦法。靠關系都是自己的親戚朋友，不是講公平。過去的中國還有一個科舉制度，是客觀考出來的，不管中間有多少毛病，但是考試的時候基本上是公平的。農家的子弟一夜之間也可以成為進士出身了。民國沒有了，都是靠黨的關系，中國的朋黨制度成為政治上的黨派，就是一群人組成一個團體，打一個現代的號召，好像是有一個原則，其實是次要的，只是奪權的借口。這是中國人的心理狀態還沒有改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