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么有意義的信念，可不是靠著一兩句話就可輕松達到的，也不是只要說了疾病的現實狀態，病人就知道該怎么辦了，這過程需要陪伴、理解與謹慎的心。

即使西方的人權思想值得我們貫徹與推動，但也不能忽視我們文化長期以來的影響。過去的文化不能談死，也不能說壞消息，傳統告訴我們和病人談死是不孝也是不敬，使得許多人面對晚期病人只能強顏歡笑、若無其事，或說些隱瞞的話。

這是我們社會形成已久的做法，雖不合理，同時也導致許多病人死時還不知自己為何而死，但我們不能忽略因為文化的影響，有許多人尚未有足夠的準備與承受力來聆聽非常坦白的告知。如此，不僅多蒙上一層陰影，也造成病人在極度恐懼下的退縮與自我封閉。

我也遇過數次這種文化與疾病告知之間的沖突。

有一次，我突然面對一位病人的號啕大哭。那時，我正在關心他對面病床的病人，被這位病人的大哭嚇了一跳，我隱約感覺似乎和剛剛離開的一群醫護人員有關。我急忙告訴我正在關心的病人，我必須暫時離開，先關心那位正在哭的病人。

我急急忙忙來到病人的旁邊，拉了一把椅子坐下，輕緩地問：“阿伯，發生了什么事讓你哭得這么傷心？”阿伯哭得驚天動地地說：“我完了，我完了，我要死了……哇……哇……”

我想知道事情的整個來龍去脈，但又擔心病人現在的狀況很難靜下來對話，所以我決定先處理情緒：“阿伯，我看你好傷心好難過，先哭一下好了。”

病人繼續大哭：“我完了，我要死了……怎么辦……怎么辦……”

我等他情緒較為緩和之后，問他：“阿伯，你是聽到什么或感覺到什么了嗎？不然你怎么會認為自己完了，要死了？”